防控金融风险 各地频出组合拳

作者: 互联网资讯  发布:2019-12-13

本文分析了地方金融发展存在的格局和问题以及地方金融监管目前存在的障碍,认为通过大数据能够对地方金融机构进行综合的、合面的数据彩集。相关监管部门通过结合各地金融风险预警规则,并运用数据分析和数据挖掘技术可对地方金融机构进行有效监管。本文以温州金融综合改革中监管改革为例,阐述了构建“地方金融非现场监管系统”的方法和路径。

地方金融监管持续升级。最近一个月内,湖北、四川、黑龙江、上海等地密集部署地方金融风险防控相关工作,一手开启新一轮的金融风险排查和清理整顿,重点聚焦非法集资、网贷、融资担保等领域,一手建立监测平台,运用科技手段加强对风险的预警。在排查风险、清理问题机构的同时,地方金融监管的重心也逐渐转移到加快自身监管体系的构建上,出台监管细则,补齐监管制度短板。目前,山东、河北、四川和天津四地已经出台了地方金融监管条例,北京、浙江等地的金融监管条例也正在酝酿中。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良好的金融监管是保证金融与经济稳定运行的关键因素。中国监管部门对金融机构实行严格的准入标准审核与许可,对金融机构牌照准入审批以及行为监管都在“一行三会”的体系下进行。其中,由银监会审批的包括银行、信托、金融租赁等,由央行审批的有第三方支付牌照,由证监会审批的包括券商、公募基金、期货、基金子公司、基金销售等,由保监会审批的包括保险、保险代理、保险经纪等。由于传统持牌金融机构主要服务于国有企业和大型民营企业,致使中小企业和居民端的大部分需求很难得到满足。

公开信息显示,湖北、四川、黑龙江、上海等地近一月内密集部署地方金融风险防控相关工作。湖北省10月9日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提出要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聚焦非法集资、P2P网贷、重点企业债务等风险,逐一检视排查,加强监测预警,落实“一案一策、一企一策”风险处置化解措施,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底线。四川省地方金融监管局9月19日召集21个市金融局召开了涉众型金融风险防控工作会议,对下一步全省涉众型金融风险防控工作进行了详细部署。

中小企业及居民端对金融服务需求的快速增长迅速催生了“类金融机构”的诞生,如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担保公司、融资租赁公司、商业保理公司以及典当公司等具有金融属性的公司。这些机构是地方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金融创新的主力军,对活跃经济、支持国有经济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扶持作用。然而,它们所持有的“类金融”牌照并非传统意义上的金融机构经营许可证,即这些公司并不被“一行三会”监管,成为了金融监管的“飞地”。 同时,随着科技和物联网的发展而产生的一些新的信贷或者理财类服务机构,如个体网络借贷机构,利用互联网的优势,发展极其迅速,其运营也不在“一行三会”的管理之列。

最近,多个有着金融机构高管从业经历的人士密集出任省级政府副职,引发市场高度关注。“这实际上也释放出地方金融监管将进一步强化的强烈信号,地方金融监管的专业能力也会进一步提升。”新网银行首席研究员董希淼表示。

从当前现实看,一方面,中国地方金融机构近年来发展迅猛,具有规模小、门类多、企业数量庞大等特点,全国各地不少小贷公司、担保公司、典当行等处于野蛮无序生长状态,几近失控;另一方面,地方金融机构监管空白与重复监管并存,这也是当前地方金融监管格局内在的矛盾。

地方金融监管的主要对象是“7+4”类机构,“7”指的是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担保公司、区域性股权市场、典当行、融资租赁公司、商业保理公司、地方资产管理公司,“4”指的是投资公司、农民专业合作社、社会众筹机构、地方各类交易所。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法与金融研究室副主任尹振涛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地方金融监管要做到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并妥善处理风险事件,维护金融和社会稳定。

地方金融面临的问题

针对被监管的重点对象,不少地方已经开启了新一轮的金融风险排查和整顿。16日,湖南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对外发布公告称,湖南省整治名单内纳入行政核查的24家网贷机构P2P业务均不符合“一办法三个指引”有关规定,现予以取缔。日前,深圳、上海、北京等地金融监管局陆续发布通知,开展对辖区内融资租赁公司的现场检查。银川市金融工作局也召开全市小贷公司账外经营专项检查工作推进会,组织开展为期一个月的专项检查工作。而安徽省地方金融监管局最新披露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全省共计吊销8家典当行、融资租赁公司、商业保理公司等三类机构的营业执照,注销123家三类机构营业执照。天津市地方金融监管局相关负责人16日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下一步,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要求,进一步加强现场检查和非现场监管力度,扎实做好七类地方金融组织日常监管工作。

缺乏有效的监管往往是造成地方金融不稳定的主要因素之一。一方面,金融业务具有较强的风险外溢性和专业性,必须要求有专门监管机构对其加强有效监管,否则就会产生较大的金融风险隐患,进而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由于地方金融监管的低效或空缺,近年来地方金融风险及金融乱象集中体现为违法违规行为增多,地方性金融机构违规参与民间金融活动、乱办金融、无照经营、非法集资、金融诈骗等事件屡有发生,不仅造成地方金融经营行为的混乱及市场秩序的失衡,也使相关金融纠纷显著增多。另一方面,由于民间金融案具有金额趋大、高利、信贷期限短等特点,同时又因地方金融监管缺乏完善的执法机制,造成此类案件多存在“执行难”的问题,成为各个地方政府面临的民众上访的主要原因之一。

地方排查和监测、预警风险也越来越依靠监管科技。不少地方已经借助外部金融科技公司的风险识别和研判能力,形成比较成型的“线上”监测预警平台。天津市地方金融监管局相关负责人透露,目前天津金融局正在筹备“天津市地方非法金融活动监测预警系统”项目建设。今年5月,该项目通过立项评审,目前正式进入实施准备阶段。而来自腾讯的数据显示,目前腾讯安全金融监管能力和技术已经在包括北京、上海、广州等在内的十余个重点省市落地,累计监测非法集资金融风险平台1.1万家。业内人士表示,运用科技手段,能够迅速提升监管的覆盖面,降低监管成本。

事实上,这些类金融机构导致的大案、要案层出不穷,给人民群众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尤其是近年来,移动互联网、在线社交等数字化技术的出现,地方金融之间的跨省联系越来越密切,对地方金融的有效监管提出了挑战。

另外,地方金融监管的重心也逐渐转移到加快自身监管规则体系的构建上,出台监管细则,补齐监管制度短板。记者从天津市地方金融监管局获悉,其针对商业保理公司、融资租赁公司、地方资管公司等最近先后制定并出台了多个监管文件,强化事中事后监管,切实防范行业风险。

地方金融监管中的困难分析

截至今年10月,山东、河北、四川和天津已出台了地方金融监管条例,北京、浙江等地的地方金融监管条例也在酝酿中: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对制定《北京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条例》已经立项论证;《浙江省地方金融条例》已经公开征求意见。

首先,缺乏必要的法律法规。小贷公司、融资担保公司、融资租赁公司、商业保理公司等类金融公司已发展到2万多家,资产规模已不可小觑。地方金融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风险,本质原因在于其监管大多尚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目前,虽然部分地区已出台地方性的金融监管法规和条例,但仍有很多地方对民间借贷和资本管理公司的监管主要依据省级、市级文件,而这些并不具有法律强制力和权威性,尤其是在打击非法金融行为方面存在明显的法律漏洞。在此基础上,地方政府却需要对本地的金融机构、类金融机构承担绝大部分的风险处置责任。

《天津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条例》自2019年7月1日起施行。天津市地方金融监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条例》既注重解决当前问题、也着力长期性制度建设,为今后一段时间天津市地方金融有效监管和健康发展提供了新的法律依据,是天津市地方金融法治建设进程重要的里程碑。值得注意的是,该《条例》明确了金融风险防控体制机制。

其次,缺乏明确的政府主管部门。我国各省对地方金融机构监管的差异性较大,且监管多分散于不同部门,致使地方金融监管存在权责不明确的短板,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地方金融发展的不协调以及国家宏观政策到地方后无法彻底贯彻落实的情况。2017年第五届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以后,中央要求各地金融监管部门(包括地方金融办、地方金融工作局等)加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牌子,要求对当前相对分散的地方金融监管职能进行整合。对各地金融监管部门而言,伴随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的挂牌,还将迎来一轮金融监管职权的调整,监管职能将持续加强。

董希淼表示,各地出台地方金融监管条例,可为地方金融监管在地方立法上找到依据,进一步明确地方金融监管的职责和范围,这是非常必要的。尹振涛也表示,随着金融监管体制的改革和框架的调整,加强地方金融监管部门的监管权限、职责和能力成为一个重要趋势。在此基础上,各地出台相关的地方监管规则,也是做到有法可依。

再次,地方政府缺乏较强的监管约束力。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担保公司、典当公司等类金融机构多设立在乡镇、行政村等偏远地区,当地金融监管资源极度匮乏,地方金融监管部门监管约束力严重不足。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在监管实践中,也想采取“轻准入监管、重日常监管”的方式,但由于缺乏必要的法规及执法权,导致只能采取较多的准入监管和行政性监管。

不过,董希淼强调,目前地方金融监管仍面临法律地位不明确的问题。“我国金融领域的诸多法律法规都很少涉及地方金融监管。以前我国金融体系比较简单,以大中型机构为主,但是伴随着地方性的、中小型的金融机构和类金融机构越来越多,制定一部统一的、全国性的地方金融监管的法律法规就非常必要和迫切,这有利于进一步明确地方金融监管的权责,从根本上解决地方金融监管的体制机制问题,提高其监管定位、能力和效率。”他说。

最后,缺乏必要的信息和监管手段。根据最新监管精神,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担保公司、区域性股权市场、典当行、融资租赁公司、商业保理公司、地方资产管理公司这7类金融机构和辖区内投资公司、农民专业合作社、社会众筹机构、地方各类交易所的资本监管、行为监管和功能监管这三大监管职能将由地方金融工作部门负责。在此之前,类金融机构的监管分散在各个部门中,如小贷在金融办,担保在经信委或金融办,融资租赁、典当等业务在商务局等,部分信息以纸质文件存档,数据查看和搜索相当不便,金融监管能力的建设大为滞后。在人员配置上,省级金融办一般只有几十名工作人员,而市级及以下的金融办配备的工作人员数量往往只有个位数,且多数人员缺乏金融管理从业所需的知识储备及实践经验,日常工作仅仅停留在行政管理、公文处理等层面。在监管手段上,地方金融办普遍只注重事前审批,忽视了对于日常经营的持续监管。此外,开展非现场监测及现场检查所需的信息资源及监管技术也尚未建设完善。监管能力的不足导致其难以进行有效履职,对金融风险不能进行及时识别及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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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在地方金融监管中的作用

随着全球数据生产呈现爆炸式的增长趋势,大数据技术正快速发展成为对数量巨大、来源分散、格式多样的数据进行采集、存储和关联分析,并从中发现新知识、创造新价值、提升创新能力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服务业态。其核心是将分散在不同地方的数据进行有效的收集和整合,把隐藏在数据中的有用信息提炼出来,结合各个行业的知识,用获取的信息服务于决策过程,提升决策效率和决策的正确性,提高创新能力和竞争优势。通过大数据技术,能够对地方金融机构进行综合的、全面的数据采集,不仅能够横向打通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担保公司、区域性股权市场、典当公司、融资租赁公司、商业保理公司、地方资产管理公司等的信息管理,还能引入外部职能机构,如工商局、法院、人行等的信息数据,将原先割裂的地方金融监管数据实现实时共享,使各职能部门、监管部门、资质审核部门等能实时查看所需求信息,实现信息的协同和对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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